目前的医药采购是"花别人的钱给别人办事"

2011-09-16 15:18:48    来源:  作者:

  看药品降价死:谁买单谁做主最合理

  老百姓中流传一句话,“仔卖爷田不心痛”。为什么不心痛?因为那不是他的东西,也就无所谓划得来划不来。正因为如此,所谓买卖自由,意即如果缺少自由,买卖就很难正常进行。据报道,在康庄镇中心上报给北京市社区卫生服务药品采购信息平台的药品缺货目录中,网上能采购但断货的零差率药品有18种,非零差率药品有10种,部分药品断货已超过一年。“降价死”不是一个新话题,为什么屡现屡报却又总是无法解决?

    这是因为药品这块“爷田”不是一次性交易。市场对药品有着持续性的需求,一旦“爷田”总被亏本卖出去,“爷”也就不会老是傻兮兮地去造“田”。怎样才能保证市场上不缺“田”?那就是要让“爷”自己卖“田”,别人不要干涉。在双方买卖自由的情况下,“爷”会根据市场行情造“田”,买方也会根据市场行情买“田”,如果市场上的“田”少了,价钱自然就会升上去,“爷”就会更努力地造“田”,反之“爷”就会减少造“田”。

    或许有人会说,药品是一种特殊商品,不是普通的“田”,不能拿普通的道理来说事。确实,除了少数可以自我药疗的患者之外,大多数情况下人们根本不知道如何用药,只能依赖医生的指导,可见患者自己付款的医疗市场存在信息不对称。大量的事实证明,医疗保险机构可以很好地监督医生用药,可以解决购买医疗服务时的信息不对称。

    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在今年上半年曾发出通知,要求巩固扩大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覆盖面,要求2011年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要达到90%以上,而据报道,辽宁等地方的基本医疗保险覆盖面实际上早已达到90%。问题在于,我们的医疗保险机构虽是买单人,却缺少买的自由。无论是医保目录的制定还是药价的确定,都没有医疗保险机构参与的份儿。甚至某省成立医药价格协会,会员单位包括各医疗机构、医药生产经营企业在内有150多家,却独独缺了医疗保险机构。医疗保险机构成了只管掏腰包而根本管不到“买卖”的组织。

    除了降价死,药价畸高也一直备受关注。为了管住药价,除了一次又一次的限价外,还成立了专门的药品招标组织,可还是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居然又让一些有效的药物从市场上消失。有些药物被过度营销、过量使用,有些药物质量堪忧,谁能说这些现象的长期存在不是因为现存制度存在疏漏之处?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曼提出过花钱办事的四种模式:一是花自己的钱给自己办事,既讲节约又讲效果;二是花自己的钱给别人办事,只讲节约不讲效果;三是花别人的钱给自己办事,只讲效果不讲节约;四是花别人的钱给别人办事,不讲节约也不讲效果。我们现在的医药市场,要么是任由缺乏信息来源的个人作主,要么是将买卖当事人排除在外,由非当事人包揽全部,花别人的钱给别人办事。怎样让“生意”顺利持久地进行下去?照我看,还是谁买单谁做主最好。

  新闻链接:定价机制倒逼廉价药消失

  核心提示“今天上午集团刚刚开了内部会议,部署了鱼精蛋白的生产和供应,预计接下来每个月供应可以提高到8万到9万只。”9月13日,上海医药总裁徐国雄表示。

    卷入“鱼精蛋白断货风波”的上海第一生化药业,是上药集团的全资子公司。从今年开始,第一生化药业与过去的原料供货商终止合作,原料供应的短缺直接导致市场上的鱼精蛋白供应告急,很多心脏病手术被迫停摆。

    类似鱼精蛋白的低价紧缺药品并非个案,很多救命药都面临鱼精蛋白般的窘境。

    已协调企业生产

    徐国雄告诉记者,目前全国有3家企业手握鱼精蛋白的生产批文,但因利润太薄,另外2家三年前就已经停止生产这个品种,目前全国只有第一生化还在供应。

    国家药监局相关人士表示,目前国内只有三家公司拥有鱼精蛋白的生产批文,分别是“上海第一生化药业有限公司”、“悦康药业集团北京凯悦制药有限公司”以及“多多药业有限公司”。目前的缺货状态下,除了协调这些企业进行生产,对于其他公司提出生产报批要求的,也会紧急办理,在流程上给予“绿色通道”支持。

    鱼精蛋白在心脏手术中是急救用药,但一位药业人士坦陈:“这个药是老药了,十几年的政府定价都没有变动过,企业都是逐利的,没利润肯定就不愿意生产。”

    廉价老药多短缺

    廉价老药在市场供应短缺甚至直接消失的例子并不鲜见。悦康集团旗下悦康源通医药的副总经理吕久辉表示:“这样的断货的例子还很多,很多没有替代品的药市面上都难以找到,鱼精蛋白只是被媒体关注的个案。”

    2009年,北京药品最近一轮招标之时,曾对短缺药品专门列出清单单独组织招标。这份“短缺药品目录”上,除了血制品等老面孔外,维C银翘片、去痛片、红霉素等最普通药品都纷纷上榜,鱼精蛋白和治疗亚硝酸盐中毒的特效药“亚甲蓝”也赫然在列。

    无利可图是关键

    尽管其中大部分已经列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体现了政策的倾斜力度,但实际操作中,这些药物还是不好卖。

    以红霉素为例,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中,100片规格的红霉素最高限价为17.4元,甘肃目前的招标价最低为9.5元,安徽为9.1元。此前大连美罗的红霉素产能占全国的90%左右,2009年因搬迁索性停产,剩一些中小企业在苦苦为继。

    江苏、北京等省市对廉价、短缺的药品都采取了专门的招标通道,但降价的大环境下,部分药品还是因无利可图而断供。

    反面的例子则是,以肝素纳这个与鱼精蛋白配套用药的品种为例,在2009年曾经也出现供应短缺严重断货,2010年国家将这个品种的药价提高了40%左右,立刻有更多的药厂介入生产环节。

    徐国雄指出,企业也在申请适度提高价格,但“这个过程很漫长”。 事实上,医院和药店也都更乐于出售高价药物,销售使用这些换代新产品,整个利益链相关环节都能获得更大利益,患者却只能被迫为高价药买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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