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有利于规范药品流通市场。医疗机构对药品消费市场的垄断占整个药品销售市场的80%，为了能让自己的产品进入药房并最终落实到处方上，许多企业采取了“带金销售”等不正当营销方式，其结果势必推动医药费用上涨。实行剥离模式，可以切断医师与药房在经济利益上的直接联系，有利于药品经营企业把竞争注意力集中到通过规范管理和降低物流成本上去。但剥离模式也存在一些明显的缺陷。
一是对医疗机构补偿困难。当前，药品销售占医院总收入的比例，大医院约为40%，中小型医院为50%～60%。药房的剥离使医疗机构在经济上大伤元气，再加上政府医卫投入总量增长乏力，分配结构更倾向于公共卫生领域，医疗机构补偿出现困难。
二是改革难度较大。采取剥离模式，必须妥善处理一些历史性债务和已成呆坏账的债权，而从医药分业试点及整个国企改革的实践来看，这些债权债务处理起来都非常棘手。剥离人员利益保障难到位是改革的另一障碍。药房剥离后，药房人员福利待遇难以完全落实，社会保障、职称评定等切身利益无法保障，容易使职工感到前途渺茫，抵触情绪大。
三是药物治疗保障程度可能降低。在“医药分业”前，医疗机构会尽可能保证病人的用药，使病人得到及时治疗。而药店作为一个以经济利益为主的商业实体，难以保证用量少、利润薄的治疗药品的供应。有些药店为追求利润，甚至采购一些质次价高的药品，病人使用这些药品势必影响治疗。
医药分业势在必行
近几年的全国“两会”，“看病贵、看病难”成为代表和委员们集中反映强烈的社会问题。经过多年的讨论和研究，各种办法的尝试，从目前来看，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实行医药分业已经是势在必行。《掺望》新闻周刊通过调研综合多方面意见认为，深化医药分业改革，需要在政策措施上作一些必要的调整。
首先，政府集中财力办好非营利性的公立医疗机构。行政主管部门需明确对医院的定位，将医疗机构划分为营利性和非营利性两种，政府应集中财政力量办好非营利性的公立医疗机构。应根据群众的基本医疗需求做好公立医疗机构规划布局，在各地确定不同等级的公立医院，用财政投入的方式，保证公立医疗机构的运营；用立法的方式禁止公立医疗机构和医护人员卖药谋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享有最基本的医疗服务；与此同时，对部分医院实施产权多样化改革，引入竞争机制，鼓励外资和民营资本进入医疗服务市场，开设营利性医疗机构，作为医疗体制的必要补充，也是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必要措施。
其次，完善公立医疗机构财政补偿机制，彻底改变靠追逐卖药利润来维持医院运转的局面。在我国现行医疗体制下，公立医疗机构将长期担当医药卫生的主角，医院是医疗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决定了医院在财务运营状况上应该是亏损的，需要财政进行补贴和投入。如果财政投入不足，医院不会有动力摒弃药品销售的利润，所以各种形式的“医药分业”最终还只是在利益的分配模式上予以调整，没有财政投入支撑的医药分业，很难彻底改变目前“看病贵、看病难”的现状。
第三，将公立医疗机构药房社会化、企业化，实行医药分离。实行医与药分开核算、分别管理，实行收支两条线。从源头上切断医院、医生与药品经营之间的经济利益联系，确保医院和医生不是为了获利而开药。
第四，适当提高医生挂号费、诊疗费、手术治疗费等，使其劳动获得合理报酬。医生劳动的价值体现在诊疗活动本身的收费中，不需要靠药品销售来贴补。医生收入得到提高，就不会去为卖药的小利而冒风险。同时，辅以必要的监督机制，通过法律和职业道德来约束医生行为，使得医生在处方中开什么药、开多少药，与其本人利益根本没有关系，这样才能保证医生完全从病人的需求出发去安排用药。
第五，制定和颁布《中国疾病诊疗规范》。诊疗规范应涵盖常见病、多发病、疑难疾病，遵照循证医学原则，在临床路径、诊疗计划或操作环节中，按初级、中级、高级职称划分各层级人员相应的临床诊断、检查、治疗措施和疗效判断的职责。以此规范医疗机构的医疗行为，保障医疗安全，控制医疗质量，让老百姓尽量少花钱看好病。
第六，财政投入的使用做到公开透明。财政部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医疗机构管理部门定期在网站上公布收支情况，越精确越好，使公众可以上网查阅了解资金使用情况，也可以申请旁听政府部门的政策改革听证会。
第七，规范药品生产，减少流通环节，降低销售成本。如果国内药品生产厂家都能够规范生产，药品质量都能得到保证，同一产品价格就不会有太大差别，医院在进药方面只要选择品种就可以，而不必选择哪个厂家，流通企业也就很容易就地配送来进行配置，流通中不必要的环节自然会减少，使销售成本降低。
目前，不同厂家生产出的同一药品，应用效果有差异，流通企业和医疗机构才要进行选择，选择越多，流通环节也就越多，越难以规范医疗机构购药、用药的行为。因此，医药分业应建立在规范医疗行为和保证每一个药品生产质量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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