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围绕基本药物转圈解决不了看病贵难题

　　药品定价机制改革能否解决看病贵？

　　据报道，国家发改委正酝酿新一轮基本药物价格调整，《药品价格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等相关文件将在6月底出台，据说将是我国第26次药品大降价。受此影响，去年以来在熊市中表现相对抗跌的医药公司股票，连日下跌。

　　听起来，似乎是暴利药新闻及回扣清单等新闻刺激了价格监管部门，乃至做出了为民做主的举措。但各位看官不妨细想，迄今为止的N次药品大降价，可曾解决了看病贵的问题？更遑论解决因医疗资源紧缺而导致的看病难。

　　鉴于此，笔者认为，政策设计如仅仅在基本药物价格问题上兜圈子，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目前群众看病吃药面临的高价难题的。

　　核心原因在于，无论就医还是吃药，都属于严重信息不对称的领域，不能简单等同于看价买菜。且有病吃药，兹事体大，远超过了多数群众智力水准和专业能力。这就是说，有关部门绝不能希冀大家依靠自学成才，能熟练默记所有特价药物目录，及时在医生开大处方的时候提醒一声———“烦请您开便宜点的××药，替代那个贵的××药”。此外，在患者无力充当“全知帝”情况下，要仰仗咱们白衣天使们能拒腐蚀、永不沾、一尘不染、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似乎也不靠谱。

　　从这个角度出发，要解决药品价格问题，须放到医药改革的大框架内通盘考虑，不能指望采取先降药价再降医疗服务价格的方式，逐个击破，进而赢得医药领域改革的全面胜利。具体而言，在诊疗领域既有问题尚盘根错节，无法触动的时候，启动计划调节工具，试图以指导性计划和目录方式，打造出一批低价药品来造福群众。用心虽良苦，但效果注定不彰。弄不好，还会造成“高价药驱逐低价药”的结果。这种担心绝非杞人忧天，不信的话，试看经历25次药品大降价之后，我们曾经熟悉的常用药，还能在药店里找到多少？

　　学理上，搞制度设计要达到预期效果，一定要遵循两条要旨：一是激励相容，即这个政策拿出来放到现实中，是不是受操作的主体都乐于执行；二是利益制衡，如果某一个强势主体拒不执行政策，是否有制衡的力量加入博弈，以放大弱势群体的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