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菲VS甲型H1N1流感病毒

　　他们的模拟得出了三个主要结论。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这项模拟预测，流感大流行中如果广泛使用达菲这样的抗病毒药，将会迅速使具有抗药性的病毒传播开来，即便最初只有非常少部分的病毒具有抗药性。另两条结论则指出，即使具备抗药性的病毒广泛传播，达菲仍然能对控制流感起到重要作用；非药物的干预，比如社会隔离和关闭学校，能够进一步减少病例，但使用这些手段后由具抗药性病毒引发的病例的比例会更高。

　　然而，在实际的情况中，却没有任何证据支持达菲的使用会造成病毒抗药性增强，以上的“常识”受到了数据的挑战。在2007-2008流感季节，加拿大有26%的病例抗达菲，这个比例在欧洲是25%，在香港是12%，而最高的是挪威，达到了67.3%。可奇怪的是，在挪威，达菲是处方药，而且用得很少。但是在日本，只有3%的病例出现抗达菲，而这是一个达菲使用率最高的国家。达伦等人的研究也得到了与以上数据一致的结论，即美国2007-2008流感季节中传播的抗达菲的流感毒株的出现与达菲的使用无关。

　　温斯托克及其同事尝试用甲型H3N2流感的传播和抗药性情况来理解甲型H1N1抗药性的来源。有一个模型认为，大流行中的病毒在全球范围传播，而不是滞留在一个区域并在当地进化。“实际上，时间上相互叠合的H3N2流行在东亚和东南亚构成一个连续的网络。”温斯托克等人在他们的文章中写道，病毒通常从这里首先传到大洋洲、北美和欧洲，稍后是南美洲，但传出去的病毒再传回东亚和东南亚则是不常见的。所以，H3N2病毒一旦离开了东亚和东南亚，它们就不再为病毒的长期进化作出贡献。他们所提到的这个传播模式最早发表在2008年的美国《科学》杂志上。温斯托克等人由此推论，如果H1N1病毒也是以相同的模式传播，那么在东亚和东南亚之外广泛使用达菲便不会引起抗达菲毒株广泛传播。

　　由于温斯托克等人的文章发表于今年3月份，所以他们所说的H1N1病毒并非当下流行的新型毒株。尽管新型毒株的确切源头无法确定，但它们看上去最有可能来自北美。

　　对付抗药性

　　“幸运的是，最常造成病毒抗达菲的基因H274Y并不会造成病毒抗瑞沙（zanamivir）。因此，即便流感发展出了抗药性，它仍然很可能是对瑞沙敏感的。”温斯托克近日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瑞沙是除达菲之外的另一种神经氨酸酶抑制剂。

　　利普思奇与香港大学的约瑟·吴（Joseph T. Wu）等人在他们的一项最新的计算机模拟中提出了对付抗达菲毒株的策略。他们认为，如果储备一小部分（1%的人口覆盖率）补充药物会大大降低病毒抗药性。这种情况下有两种有效策略：其一，在两种药物都具备的情况下，病人从一开始就以两种药物合并治疗；其二，病人首先以补充药物治疗，直到这种药用尽，然后开始用主要的储备药做治疗。

　　虽然研究人员在他们的论文中用字母A代表了主要储备药，字母B代表了补充储备药，但利普思奇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们的这篇论文就是与当下的新型流感相关的。其中A代表的是达菲，B代表的是瑞沙。

　　“在这个设定中，合并治疗的方案还不是一种选择，因为缺乏证实其安全性的数据。不过如果完成了相应的研究，那这种情况也许是能改变的。”利普思奇说，“因此，相继方案（即前述的后一种方案）应该更为合适。”

　　他同时指出，有一个问题是，不是所有人都能用瑞沙，而且不适用者没有特定的年龄分布或是特定的基本身体状况。

　　在一些研究人员想方设法用现有的药物应对甲型H1N1病毒可能出现的抗药性的同时，还有一些研究人员在另辟蹊径。目前的抗流感病毒药物除了神经氨酸酶抑制剂，还有一类是金刚烷胺。它们对付的都是构成流感病毒的“N”（神经氨酸酶），而目前市场上没有任何一种药物是对付“H”（血凝素）的。“如果（H1N1）病毒发生了大的变异，现有的药物都可能是无效的，因为它们仅仅针对神经氨酸酶。”美国伦斯勒理工学院的罗伯特·林哈德（Robert Linhardt）教授表示。他与合作者正在开发一种“两头堵”的药物。

　　“通过瞄准病毒的两个部分，即H和N，我们将能够既干预病毒最初对细胞的附着，也能干预被感染细胞中新发育的病毒被释放出来。”林哈德说。

　　他同时表示，他们目前还处于研发药物的最初阶段，离发明出新药还有几步距离，但他们已经看到了令人憧憬的初步结果。他们的研究论文将发表在6月份出版的《欧洲有机化学》（European Journal of Organic Chemistry）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