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品省级招标是提升价格的“潜规则”

　　郭凡礼：基本药物省级招投标制度应废除

　　近期，在甘肃、河南等地，由于基本药物省级招标价格过高，各市卫生局纷纷对省级统一招标的基本药物实行“二次议价”，以降低基本药物的价格。中投顾问医药行业首席研究员郭凡礼指出，对于部分省市实行的基本药物“二次议价”是积极可行的。实行“二次议价”可以有效地降低药品价格，这与新医改的目标是相一致的，因此值得肯定。

　　中投顾问医药行业首席研究员郭凡礼指出，之所以说基本药物“二次议价”的做法值得肯定是因为这种做法确确实实有效的降低了药价。以之前利润1300%的天价芦笋片为例，其出厂价为15元，中标价为185元，零售价为213元。可见，药品最大的中间利润存在于药品的招投标环节，而从甘肃、河南等地实施“二次议价”的结果来看，“二次议价”后药品的价格普遍能降低三分之一左右。

　　郭凡礼指出，如此一来，似乎基本药物省级招标已完全没有意义，相反的，正是由于有了这种招投标制度，药价虚高才有了更大的生存空间。这样听起来似乎是个讽刺，为了缓解药价虚高的招投标制度成了导致药价虚高的主要原因之一。其实仔细分析，就会发现这是“以药养医”体制的直接表现。在目前的制度下，药品在招标过程中已经预留了很大的利润空间，这不仅是药品招标带来的直接结果，也是“以药养医”体制下的必然结果。

　　可以说，如今药品的省级招标已经是众所周知药品提升价格的“潜规则”，因此想要真正降低药品的价格，首先应该把药品的招投标环节拿去，也许这不失为一个降低药品价格的好办法。而对于“二次议价”来说，因为其发展极不成熟，政策层面也没有明显的表态是支持还是反对，因此可能会出现一些恶意投标的现象，而且其不规范也可能扰乱当地的药品市场。

　　另一方面，对药品进行“二次议价”很多地方没有进行质量层次划分，对新药、已过保护期的“原研药”等也没有鼓励政策，这可能会使药品的价格陷入“唯价格论”的怪圈，最终影响到药品的质量安全。因为如果只是简单的“以低取胜”，那么药品的质量就得不到很好的保证，这也是部分地区实行“二次议价”过程中应该注意的部分。

　　中投顾问医药行业首席研究员郭凡礼指出，新医改的目标是让老百姓看的起病，为老百姓提供方便、价廉的医疗卫生服务。而实行“二次议价”确实可以有效地降低药品价格，这与新医改的目标是相一致的，因此值得肯定。但另一方面，因为“二次议价”损害了一部分人或者机构的利益，因此进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由此可见，新医改之旅一路上还有更多的阻力阻碍着其健康推行。

　　新闻链接：“二次议价”是毒瘤　作者：【逄增志 】

　　招标制度的要旨在于公开、公正、透明，但好的初衷不一定有好的结果。作为新医改最重要的制度框架之一，与基本药物招标制度如影随形出现的“二次议价”，就是一个让医药企业愤慨却又无奈的毒瘤，不仅破坏了新医改的良好形象，有损招标机构的公信力，也严重侵害了医药企业乃至患者的正当权益，理应破而除之。

　　所谓二次议价，就是在省级集中招标结束后，医院在实际采购时并不执行约定的中标价格，而是与医药企业或配送商二次谈判，要求另外返点或提成。除半公开或私下里的二次谈判外，“二次议价”还有较为隐蔽的其他形式，如价外索费、服务补偿等。

　　前些日子闹得沸沸扬扬的湖南湘雅二医院“天价芦笋片案”，在业内专家看来是“二次议价”的典型产物。该芦笋片出厂价仅为15.5元，批发价不超过40元，当地物价局确定的投标报价指导价格为136元；如生产商以136元的最高限价参与招标，医院加价15%后是156.4元，而最终卖价是213元；出现213元与156.4元价格差的惟一可能是药品批发商与医院进行了“二次议价”——如果它参加了招标的话。

　　显然，通过“二次议价”，医院向药企和经销商转嫁了收入与经费不足的压力，推高了药品价格，客观上加重了患者的购药负担。从程序上，“二次议价”人为制造了药品流通环节中的灰色地带，其结果是扰乱了药品招标的正常秩序，篡改了集中招标的结果，某种程度上是对新医改惠民成果的巧取豪夺。

　　问题的严重在于，在基本药物制度试点地区“二次议价”普遍存在。南方某省的医药批发企业就多次反映：三级医院普遍要求增加“返点”与“让利”，具体比例从5到20个点不等；药品企业为确保利润，只能将这部分返点成本纳入药品价格。这也是部分地区基本药物中标价格高出此前乡镇卫生院采购价的主要原因。对此，日前发布的中国社科院调研报告也有反映。

　　据悉，在九部委制定《医疗机构集中采购工作规范》征求意见时，“二次议价”就引发业内争议，有人建议将其合法化；在上述某省有关文件中，也同时出现了“中标价”和“中标零售价”（相当于“结算价”）的字样。“二次议价”公开化之企图昭然若揭。值得警醒的是，在目前公开透明、监督检查无法确保的情况下，“二次议价”公开化能结出好果子吗？老百姓又如何看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