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原来常见的每粒3分钱的阿司匹林，在更名为“巴米尔”后，售价变为0.63元，价格贵了20倍。
“目前，医药市场上药品虚高定价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非成本因素(主要是流通环节中的种种促销费用、折扣、回扣等)被生产企业计入成本而大幅提高出厂价；另一种是‘新瓶装老酒’：原本低廉的药品，通过改头换面、调整剂量等形式变成所谓‘新药’重新上市，进而大幅提高定价。”某生物药品生产公司业务部的邢经理说。
而在此前历次医疗改革中，医院由公共服务向市场经营的嬗变，直接导致了“看病贵药价高”的沉疴。以往医院的收入主要依靠财政拨款、医疗服务收费和药品差价收入，随着近年来财政拨款逐渐减少，而医疗服务收费始终在国家严控之下，自负盈亏的医院只能把“算盘”打在药品差价收入上，“以药养医”的体制由此形成并固化下来。
目前，全国有6000多家药品生产企业，上万家药品流通企业，还有12万家药品零售企业。这些企业需要通过“经营、加价、收费”来保证盈利，这就导致了药品价格的节节攀高。此外，占有药品销售市场80%以上份额的医院实行的是药品加成政策——我国允许医院在销售药品时15%的加价权。这意味着，药品价格越高，医院的利润就越大。在利益的驱使下，医院难免产生使用高价药的动机。如此一来，从医药产品产销的链条里，对高价药都有了旺盛的需求，而到最终的病患者时，药品价格也“很虚很离谱”了。而只要催生高药价的这些独特机制不铲除，看病贵的顽疾显然就难以根治。
“每一级经销商都会在物价部门允许的价格范围内增加一定比例的利润空间。”做了7年某品牌保健药品医药销售公司经理的杜琳说，“每个环节的正常利润通常为15%-30%，但不同药品的比例也不尽相同。”“越贵的药，回扣就越高。目前市场前景好的主要是以专科的用药为主，比如神经营养、肿瘤、心血管方面的药品。”某抗生素生产厂的业务员李佳告诉记者。
经过这层层正常和不正常的加价，药品价格一路飞涨，到达患者手中已贵得远远超出了它的价值。
为了限制药价虚高的情况，国家已经先后出台了多项限制药品销售价格、实行招标采购等措施，但这种体制并没有很好地降低药品的采购成本，相反留下灰色空间。不少成本几元、十几元的药品，采购价格却出现了十几倍甚至几十倍的暴增。“在目前的体制下，药企、医药代表、医院和医生已经成为捆绑在一起的利益共同体。在‘以药养医’的市场环境中，作为最重要的资金来源，药品销售为大多数医院贡献了一半的收入。如果没有药品的收益，医生的待遇可能远比现在低。医院要扩大发展，资金只能从药企出。”李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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