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药价格低廉　逐步走向末路

　　价格低廉让中医药“大伤元气” 专家吁调整价格

　　最近，山东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医骨科小夹板技术濒临失传，能够运用小夹板治病的中医凤毛麟角。

　　小夹板之所以“失宠”，主要原因是价格低廉。例如，一名桡骨骨折患者，用小夹板固定治疗，不需要住院，加上中药费，医院最多收800元。而对于同样的病人，如果用西医手术治疗，加上钢钉、钢板等耗材费，至少收2万元。同时，使用小夹板技术，医生需要耗费大量体力，而这些是没有回报的。因此，大多数中医院都放弃了这一传统正骨技术，只有少数老中医熟悉小夹板。年轻医生甚至连小夹板都不认识，即便在书本上学过，在临床中也很难有实践机会，小夹板几乎变成屠龙之术。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将中医的优势概括为“简、便、验、廉”，并以此为骄傲。然而，一个“廉”，却成了中医的“致命伤”。中医讲究“望闻问切”，使用诊疗设备少，检查和手术也不多，主要靠手法和药物，收费非常低廉。当前，医疗服务收费项目有4000多项，其中涉及中医的仅有100多项，而且很多都是“亏本买卖”。例如，在北京的三甲医院，针灸每人次4元，拔罐每人次3元，按摩10分钟每人次10元，穴位敷贴治疗每人次7元，颈椎病手法治疗每人次25元。一位中医坦言，针灸一次4元，连针的成本都不够，费力不讨好，谁还愿意干呢？因此，很多中医都被迫放弃了传统手法。中医药简便廉价的优势，反而成了中医药生存与发展的障碍。中医院弃“中”姓“西”，已经成为普遍现象。

　　也有人认为，中医不就是一根针、一个罐、一把草吗？论技术含量，能比得上CT、核磁吗？的确，一根针、一个罐、一把草，不值多少钱，但是，能用一根针、一个罐、一把草治好病，却是大智慧。一根针、一个罐、一把草的背后，往往凝结着医生数十年的心血和功力。相对于西医而言，中医理论更为艰深复杂，培养一名好中医远比培养一名好西医难得多。如果中医收入远远低于西医，甚至连养家糊口都困难，还有多少人愿意坚守“国粹”呢？

　　事实上，价格低廉已经让中医药“大伤元气”。如果继续要求中医药廉价，就有可能把中医药逼进死胡同。例如，神威药业原本是一家生产“六味地黄丸”的著名企业，但由于地道药材原料价格持续上涨，而成药价格却无法同步上涨。为了避免赔本赚吆喝，企业只好放弃生产“六味地黄丸”。可见，违背价值规律是要付出代价的。

　　俗话说：谷贱伤农。其实，药贱同样伤医。要想振兴中医药，必须尊重市场经济规律，让中医药走出价廉的困境。例如，中药配方颗粒是利用现代工艺提取的“速溶中药”，被视为中药现代化的方向。它克服了传统中药“一抓一大把，一熬一大锅”的劣势，具有免煎、便携、易服等特点。由于价格比传统中药高出30%以上，并且纳入医保报销范围，其销售额以每年30%的速度递增。假如没有价格优势和政策支持，中药配方颗粒的命运恐难预料。

　　如果把中医的困境比作“气血亏虚”的话，调整价格就是一剂“补气养血”的良药。只有让中医药这块瑰宝越来越值钱，后人才会代代相传。否则，等到中医绝技失传了，中医人才流失了，中国就真成“中医的故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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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同一位历史学家所言：物理的事物需要贴得越近才能看得越清晰，而历史的事物却需要拉开一段距离才能看得明晰。如果以此视角回眸中医的衰落，无疑是十分到位的。

　　探寻中医的衰落，或许我们要拉开100年左右的距离才能看得相对清楚些，而这个距离需要放在中国追寻现代化这个坐标原点上，某种程度而言，“中医”这个名字本身也是在中西医之争中彰显特色的，可以说一百多年的中医演进是在西医的审视和批判中蹒跚走过的。

　　然而事情的复杂在于，中西医之争还隐含着一个重要的价值判断：古今之争。

　　在1929年的“废除中医案”主角——余云岫看来，中医是落后的“封建医”，既不符合现代西医的标准，也没有可信的理论，而且与科学的西医相比，在治疗技术与方法上也是落后的经验性诊断。

　　其实，以余氏为代表的这种见解具有典型的“科学主义”特征，在西方其纯正的哲学表达非孔德莫属。实证主义的创始人孔德认为，人类的思维方式历经了“神话思维-形而上思维-实证思维”这样三个螺旋式上升的阶段。依照这样的逻辑，浸润实证主义思维而成长同时代表西方先进技术的现代西医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宣布：中医为“落后医”。这样的宣判，在船坚炮利的打击和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图景诱惑下，中国人是很难拒绝的。

　　从哲学的角度来看，以西方的知性、理性作为人类价值的唯一标准，其最终的结果就是宣布所有不符合这一标准的即为“非法”。在今天看来，这无疑是另一种神话思维，只不过是一种更精致的神话思维，而在另一位结构主义哲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看来，在知识的演进史中，神话和科学是两个阶段或时期，因为两种方法都是同样正当的，他甚至不愿意将神话思维称为“原始人思维”，而更愿意称为“未驯化状态的思维”。其实，不仅神话思维当作如此看待，形而上思维也应作如此看待。

　　以中医与西医的身体观——这个最重要的哲学基础为例，我们将对两种文化思维品质的差异看得更清楚，中医以生命为研究对象，而西医以身体为研究对象，前者注重整体辨证施治，后者则强调观察身体病灶所在。如果摘下“科学主义”的眼镜，我们可以认为这是两套不同的医学理论架构，各自都有存在的理由，而不应该彼此互相否定，因为究其原因，医学是一门有关人的学问，而不是一门简单的自然科学。

　　但是如果仅把中医的衰败归结为近现代以来科学主义的盛行，那也未免过于狭隘。事实上，与观念史的力量相比，其背后的政治力量才是真正的决定性因素，这一切正如19世纪流行病学家鲁道夫· 佛尔森所说——“医学就是政治，政治不过是更大的医学”。在中国步入近现代的过程中，由于中医无法完成与现代社会的对接而逐渐被边缘化，具体说来，由于中医治疗的对象只是个人，而作为近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重要组成部分的现代西医却可以将整个社会作为诊断和治疗对象，完成一个国家医疗卫生体系的建制，从而满足执政者追求现代化整合社会的需要。

　　这个结论来自于一位研究医疗政治史的学者杨念群。某种程度而言，中医不是被打败的，而是被逐渐消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