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病贵问题亟需解决 医院暴利已超贩毒

　　医院暴利超过贩毒，以药养医是罪魁祸首

    近年来，看病贵问题已越来越成为公众关注和抨击的焦点，一个小感冒要花上百元，住一次院要几万元已经让老百姓见怪不怪。但董协良委员“9倍暴利超过贩毒”的提出还是让公众很是吃了一惊。也就是在今年的“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杭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重华大胆估算，药品回扣，除了占比较低的普药外，按医药行业的潜规则，药品回扣是药品零售价的20%～25%，即使按15%计算，全国一年也达450亿元之多，如果算上在回扣驱使下所开不该用药的金额，那将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当前，用药问题是尖锐的医患矛盾的重要一环，它一方面直接关系着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一方面联系着医生的实际收益，更是矛盾中的焦点。据了解，现在不少医院科室的医护人员收入=(收入－支出)×系数。这样的收入刺激体系有可能让医生给患者开贵处方，从而激化医患矛盾，也拉大了大牌医生与普通医生收入的差距。而近年来经媒体曝光的深圳天价医疗费事件、哈医大附属医院天价医药费事件、广州“正规大医院卖假药”和浙江一些医生收受巨额回扣的事件更折射出了其中的弊端。

　　医院的药品采购和使用之中暗藏众多“猫腻”，其实最大的利益受害者是患者。而要真正地让采购和使用“阳光”起来，仅从现在采取的规范药品价格等措施入手已是“治标不治本”，远远不够。而解决以药养医最根本的办法在于卫生系统要实行医药分离制度，即严格规定医生仅以为病人看病作为全部工作，其收入也仅限于此。并在此基础上提高目前的医生收入，使其劳务技术价值真正得到体现。同时，将医院原下属的药剂部门推向市场，实现医院内外同药同价，打破患者必须在看病医院就地购药的陈规旧制，让医药市场实现阳光竞争，使患者拥有自主购药的权利。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实现药品价格的全面下降。

　　从扁鹊、华佗时代开始，我们医务界就不乏理想的标杆，而实践证明，理想的标杆要靠制度来支撑和保卫。因此，希望相关部门和医疗机构通过制度建设，切实杜绝以药养医这个“罪魁祸首”，遏制医院和医生的逐利冲动，消除医院牟取暴利的侥幸心理。惟有如此，才能对诸如“医院暴利超过贩毒”等种种丑陋的病态行径起到标本兼治的疗效，提升医院和医生的医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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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政协委员董协良在提案里揭露了医疗器械市场上存在的黑幕：“国产的心脏支架，出厂价不过3000元，可到了医院便成了2.7万元；进口的心脏支架，到岸价不过6000元，到了医院便成了3.8万元。”董协良说，9倍的心脏支架暴利已经超过了贩毒。（3月14日《中国青年报》）

　　“究其原因，在于医生开药收受回扣的利益链未能真正斩断。”董协良委员的观点自然有其道理，但心脏支架等医疗用品、药品的暴利显然不仅是药品回扣造成的，相关部门的监管不力也是重要原因。别忘了，如此离谱的价格可是通过药品集中招标采购程序确定并经物价部门审批通过的，药品定价主导权并不都在医院和医生手里。

　　心脏支架等医疗用品、药品要进入医院，不仅要通过药品集中招标采购确认中标价与供应商，其定价与收费还须经物价部门审批。但无论是地方发改委、卫生主管部门还是物价部门，都没有发现心脏支架等医疗用品、药品的超高定价问题。这显然不是简单失职渎职问题，背后必然存在不为人知的利益交换。就拿心脏支架来说，众多医药公司和生产厂家为何会心照不宣的统一报高价？是早就结成了价格同盟串通投标还是中标者与价格早已内定，药品集中招标采购不过是走个过场？不管是串通投标还是内定中标，都已涉嫌违法犯罪，理应受到法律惩处。司法机关和相关纪检监察部门对此不应坐视，应该好好查一下9倍的心脏支架暴利背后的黑幕。

　　药品回扣问题已出现多年，各级卫生部门也曾三令五申，严禁医院和医生收受药品回扣，但此举显然收效甚微，以致药品回扣导致的高药价和看病贵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很多医生之所以敢冒着被解聘、吊销执业证书甚至坐牢的风险继续开“大处方”收受回扣，就因为药品回扣已形成一条牵涉众多单位和部门的庞大利益链，导致相关部门在查处药品回扣问题时投鼠忌器，甚至为了自身利益放松监管，任由药品回扣禁令成为一纸空文。这也是药品回扣已列入商业贿赂犯罪，但众多医务人员仍然“前赴后继”的重要原因，哪怕量刑再重，在监管不力的情况下也不用担心会受到任何惩处。在监管部门及其官员自身也是高药价受益者的时候，想要消除医疗领域商业贿赂又谈何容易，更别提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了。

　　只有完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制度，向社会公开定价程序和招投标全过程，同时引入包括媒体记者、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消费者代表在内的第三方监督，才能使药品集中招标采购不致于沦为一场“秀”，真正挤出药价中的水分。至于药品回扣问题，一方面要进一步规范医疗机构的药品采购和医生处方，另一方面也须加强对各地卫生主管部门和物价部门的监督，督促其认真履行监管职责，消除药品回扣与暴利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