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记者采访发现，由于虫草一年比一年难以找到，疯狂的采挖虫草者开始进入被严格保护的雪山及自然保护区。玉树州扶贫办一位不愿具名的官员证实上述严重情形时表示：“这些地方没有开采过，虫草质量很高，数量也多。”而现有的保护区管理,难以有效对盗采行为做出有效规范。
面对蜂拥而至的采挖者，容尕忧心忡忡：“他们用铁锹挖虫草，一铲子挖出十几二十厘米长的土带，找到虫草后也不把土填回去。这地方以后再长不出虫草了。”挖了一辈子虫草的容尕说，当地藏民也采虫草，但采挖之后都会把土坑填平踩实，虫草仍可生长。
接受采访的部分藏民认为，虽然无法证明哪种采挖方式更为环保，但大规模采挖，已成为青藏高原林牧区走向荒漠化的重要原因。
物种危机
根据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下称中科院西高所)2008年的统计，除了冬虫夏草，至少还有数十种青藏高原特有的植物药材，由于过度采挖而面临严峻的生存危机。其中，在中药、藏药中应用范围最广、使用频率较高的“平民药材”大黄，已岌岌可危。
大黄本是一种在青藏高原分布极广的药材。据统计，目前国家重点收入的成药品种中，超过800个品种的原料中包含大黄。然而，由于对天然野生唐古特大黄的超强度采挖，青海省的大黄资源储量已大幅度锐减。
在生物学上，种群数量锐减和分布区域缩小是种群退化的强烈信号。统计数据显示，青海省的野生大黄资源蕴含量一度达到全国80%以上。现在，由于本地原材料供给量大幅降低，青海省的藏药企业不得不从甘肃省采购人工栽培的大黄。
中科院西高所的研究报告称，曾经在路边随处可见的野生唐古特大黄的主要分布区已由过去海拔3800米左右的山区上升至海拔4100米-4200米的地段，原有资源分布区生态环境遭到破坏，野生资源的再生繁育能力明显下降。
该所研究员彭敏不无忧虑地指出，作为诸多特有、地道优质药材品种产地的青藏高原，被广泛使用的野生药材都面临着灭绝危机。从事野生药用植物研究近20年的彭敏进一步指出，全国范围内的野生药用资源开发已陷入“开发一种资源，毁灭一个物种”的窘境。
这无疑是民族医药发展史上最为尴尬的一幕：民族医药在世界范围内被越来越广泛地接受，其赖以依存、难以替代的原材料野生药用资源，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浩劫。为满足民族医药产业对原材料的需求，多数企业选择了提高野生药材的采购价或从外地采购，从而进一步刺激药材资源产地的掠夺性采挖。
重楼，一味具有抗病毒功能的传统野生中药材。受SARS影响，重楼资源自2003年起遭到掠夺性开采，其售价目前已接近每公斤500元。然而，在野生重楼过去的主产区四川省平武县，已难寻其踪迹。
石斛，一种曾遍布淮河以南近半个中国的传统中药材，根据国家林业局报告，石斛在中国已无经济产量。药企不得不从中亚、南亚国家进口石斛，中药脉络宁因此成本大涨。
野生药用植物资源的短缺，直接对民族制药产业带来冲击。中科院西高所统计显示，由于常用药材黄芪在青海的资源储蓄量锐减，青海当地中藏药企业的原料外购比例已高达97.72%。
青海金柯藏药集团的研发人员告诉财新记者，近年来，野生药材资源的品质和数量大幅下降，对成药的药效影响很大，采购价的攀升更加大了企业的生产成本。药厂过去收购的野生甘草直径能达手指粗细，现在往往只有铁丝粗细。藏贝母也从一元硬币大小缩减为小拇指盖大小，药性大不如前。
上述研发人员指出，药材的产地、气候和种源都影响着药材的药物活性，现在的采挖者不顾药材的生长周期和繁殖需求，往往药材还没长成熟就被采摘了。他说：“按这样的采挖方法，野生药材资源只能越来越少，药效越来越差。”
更致命的是，很多药材暂时还无法人工培育，一旦物种灭绝，就宣告着所有含有这味药材的药方的死亡。
生态灾难
生物学研究显示，一种植物的消失，往往会导致10-30个依附于该植物生存的其他生物消亡。这并非危言耸听，生物间由微妙的链条联系，某个物种的消亡意味着链条的部分断裂。
根据中国环境科学院生态所于2011年进行的全国生物物种普查，由于植物药材马兜铃的数量锐减，寄生其上的近20种凤蝶的生存也受到严峻挑战；对狭叶红景天的过度开采，也导致寄生其上的绢蝶无处寄居。
一个最起码的常识是，成百上千的中草药濒危，无疑会带来众多相关物种的濒危。然而，财新记者的采访却发现，中国科学界对此的研究严重不足，这一现象仅得到极为有限的关注。
在物种濒危、相关生物濒危之外，掠夺式采挖中药材对药材产地还带来环境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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