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新医改的4处死穴

　　事实上，“非典”后，各级政府高度重视疾控体系建设，加大了对其硬件设备的经费投入，基本建立了省市县三级疾病防控体系。但是，各级疾控机构人员经费和工作经费仍然十分匮乏，严重限制了硬件投入所应发挥的效应，各级疾控机构均需投入1/4和1/3的人力物力去搞创收，才能填补上述两项自筹经费缺口。

　　即便是国家疾控中心也存在这个问题。截至去年年底，拥有近2000名职工的中国CDC的人员经费赤字已达9900多万元。去年，全国疾控中心的工作经费为15亿元，但人员经费只有5000万元，平均下来一人一年仅有18000多元。

　　关坎三，“医、药”真的分家了吗?

　　新医改方案提出，将通过实行药品差别加价、设立药事服务费等多种方式，逐步改革或取消药品加成政策。

　　设立药事服务费可以理解，毕竟以往医疗技术服务的价值没有得到很好体现，但实行药品差别加价意在何为?

　　所谓药品差别加价，是指医院在销售药品的过程中，根据药品购进价格的高低，按照有差别的加价率加价销售，进价低的药品允许加价率高一些，进价高的药品加价率则要从低。如果允许医院对药品进行差别加价，那取消药品加成制度有何意义?如果允许药品差别加价的存在，医院可以从药品加价中得利，很可能为“以药补医”的继续存在埋下隐患。因为一旦医院可以从药品销售中获益，则药品回扣、大处方、药价虚高等老问题必然会重演，患者的负担必然会加重，进而成为可能拖累整个医改的“小尾巴”。

　　关坎四，医生“游走”能缓解看病难吗?

　　新医改方案提出“研究探索注册医师多点执业”，这无疑是对医生的一次解放，值得肯定。但如果简单认为，一些大城市的专家可能到外地或者一些不知名的医院兼职，如此，老百姓可以不到大医院就能享受专家的服务，从而成为解决“看病难”的有力武器，就值得商榷了。

　　对医生的多点行医如果没有必要的规范，就必然会导致少数的优秀“资源”在“市场”的作用下，价格水涨船高，优质的医疗服务也可能会和富裕阶层走得更近。普通老百姓看病难的问题则可能更加明显。因此，医生作为医疗体系中的一部分，在其可以走向强势的时候，还应该有配套的规范措施，如果得不到应有的限制，结果很可能走向预期的反面。

　　综上所述，像中国这样处于经济和社会转型的发展中的人口大国，有关医疗卫生体制的任何改革都会很不轻松。而要逐步破解如此复杂的多系统难题，必须在总体思路和先后步骤上科学规划、精心实施，并不断在实践过程中完善细节，才能让新医改落到实处，成为真正造福百姓的善政良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