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脏支架暴利令人发指　导致不该放的也放

　　放心脏支架暴利令人发指　导致不该放的也放

　　原标题："暴利支架"更像是一场"利益合谋"

　　“今天大家都非常迷信支架，崇拜搭桥。它对急性心肌梗死非常有效，但根据现在的统计资料，一半的支架都不靠谱儿。因此，在稳定的情况下，我作为心脏科大夫不建议做支架。”我国著名心血管专家胡大一在今天召开的第23届长城国际心脏病学会议上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这样说。据中国医疗外科植入专业委员会的统计，2000年我国心脏介入手术的数量是两万例，到了2011年，这个数据激增至40.8万例，增长了20倍！有业内人士称，目前我国每台心脏介入手术平均使用约1.6个支架，依此推算，2011年中国介入支架使用量超过65万个！（10月14日中国青年报）

　　原本不该“放支架”的，结果被放上了，原本放一两个解决问题的，却被医生放了“七八个”。这种事实上的过度医疗现象主要有两方面原因：其一，医疗信息知情权不够。也就是说，患者其实在治疗心脏病的过程中，并没有能力和足够的信息知悉，如何治疗更科学、放多少支架或放不放支架更科学。出于“放了更好”的考虑，在没有吏科学的“证佐”的情况下往往选择“多放”。其二，医院和医生出于牟利考虑。放支架的暴利令人发指，全国政协委员董协良曾表示，安装一个心脏支架，患者要支付比出厂价格高数倍甚至十几倍的钱。一个国产的心脏支架，出厂价不过3000元，可到了医院便成了2.7万元；一个进口的心脏支架，到岸价不过6000元，到了医院便成了3.8万元。9倍的心脏支架暴利已经超过了贩毒。

　　在巨大的“放支架”利益驱使之下，很难让一些医院和医生实施理性的治疗，更难想象出这些医院和医生们会像报道中举出来的例子那样，“在18世纪一位英国医生把病人组织起来，到空气新鲜的森林里伐木，每天锯树30分钟，三个月后，绝大多数患者心绞痛消失了。”

　　过度医疗之下的“过度放支架”，在我看来更像是一场医生和患者一致发力的“利益合谋”。这一结论虽然“残酷”一些，但过度放支架又何尝不是获得了患者的“自愿”和“支持”呢？在一个巨额的放支架“医疗消费”上，并不排除部分富裕群体有“自付高昂治疗费用”的现象，这另当别论，问题是在现实中确实又存在大量的过度医疗者是“吃公款”、“吃公费医疗”和“吃医保”的。这场“医生得利”、“患者也获利”的背后，总会有人吃亏――“合谋”的背后总会造成资源浪费和损耗。

　　资料显示，国家和政府日益重视和保障公众“看病权益”，医保报销比例逐年提高，一些地方城镇医保报销比例已达70%以上，一些公务人员医保报销比例已达90%。这确实减轻了公众负担。但在一个“暴利药价”和“过度医疗(放支架)”现实之下，政府投入得越多，流进“过度医疗”这个“黑窟窿”的钱越多。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就是，无论是让人指斥的“过度医疗”以及高达“6500%的药品暴利”现象，还是时下的“暴利支架”现象，除了滋生一批批“食利”的药厂、中间商、医药代表、医院、医生以外，事实上这个巨大的“漏洞”也已经成了吞噬医疗改革成果、吸食政府财政投入的“黑洞”。因此，面对“过度支架”现象，不仅患者和医院医生应该反思，一些医保政策的制定者也应警惕。过度医治现象之下的“过度放支架”，曝露出来的隐患和问题不能不察，应引起有关方面足够重视，通过弥补政策漏洞打破这一事实上的“放支架”式的“利益合谋”，让医疗消费真正理性和科学。

　　相关新闻：出厂价与患者购入价之间相差六七倍，是正常的　2011年11月17日

　　一方面是有的患者支架放入过多，一方面是有的患者想用却买不起。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支架过于昂贵。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董协良在提案里揭露了医疗器械市场上存在的黑幕：“一个国产的心脏支架，出厂价不过3000元，可到了医院便成了2.7万元；一个进口的心脏支架，到岸价不过6000元，到了医院便成了3.8万元。”

　　事实是否如此？曾在欧美驻中国公司长期从事药品、医疗器械销售工作的陈先生讲述了其中的大体规律。他告诉记者：“心脏支架的出厂价与患者购入价之间相差六七倍，是正常的。”

　　以范阿姨使用的进口支架为例，医院卖给她的价格约为2万多元，那么销售商的进货价则约为6000元。中间的加价部分，很大比例给了医院和医生，包括回扣、赞助学术会议等。

　　一般来说，外国公司不会直接把产品从本国卖到中国内地，因为税费等各种成本太高，所以往往先在香港或新加坡等设分公司，再将产品卖到中国内地。由于一个进口支架真正卖到患者手上，需要经过很多环节，所以最终价格内地比香港、台湾贵得多。

　　国产支架会不会便宜点？据陈先生介绍，心脏支架对企业的研发能力要求非常高，我国企业目前还没能达到如此高的水平，因此，价格稍微便宜些。

　　记者又找到另一名从事医疗器械销售的何女士继续求证。她说，一般来说，环节越多，价格越高，高值耗材的利润相对来说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