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红臣和主任的矛盾就缘于他没有充分认识到科主任的权威。
2007年，医院纪委调查科主任王某有关问题时，因为姚红臣对调查人员实话实说，从此，这个“手术标兵”就没再进过病房。科主任不但不让他做手术，2008年还把他弄成“编外”，今年6月还把他交到医院人事处，让他无故待岗3个月。
2008年8月，姚红臣举报到省卫生厅纪委，在卫生厅纪委领导的密切关注下，姚红臣才回到工作岗位，但仍不能做手术，打击报复加剧。
姚红臣说，省卫生厅和医院组成的联合调查组正在调查他举报的耳鼻喉科长期存在的商业贿赂违规问题，他手里掌握着有关医药回扣的录音证据，但没人来核实。
他期盼这次调查能有一个公开公正的结果，为此，他不惜把自己也搅进去。
医院好多朋友都劝他，闹什么都成，最好别拿“医药代表”说事。
他也知道，“医药回扣”这个潜规则不好打破，虽然大家心知肚明举报属实，但上上下下形成了利益共同体，牵一发而动全身，查处的阻力非常大。
而查处到最后最大的受损者可能就是他自己。
他说，他实名举报可能成为他日后的“污点”，因为他违反了“规则”，可能也影响到了一些同事和朋友的利益。但这次他顾不得了。
“当然，身为一个公民，受人尊重的医生，我有责任澄清医疗上的不正之风，但这么说感觉一点底气都没有，我不敢拔高自己，因为我本人就曾是‘潜规则’下的既得利益者。”他说。
对新医改不报什么希望
医生的职业道德，在任何医改方案中都举足轻重，而新医改说得更多的，还是目标，或指导性路径。
对新出台的《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征求意见稿)》，姚红臣和同事们都非常关心，特别关心医药分家的问题，因为他们深知这是很重的弊病，老百姓“看病贵”问题、“医患关系紧张”问题都可以从这里找到“病灶”。但他翻遍整个医改方案，就看到这么一句话：“医药分家是采取有效方式，改革以药补医的机制，加大政府投入、规范收支管理，使药品检查收入比重明显下降”，跟没说好像没什么太大的区别。
他说，所有的政策，都是要具体执行的，什么样的医改方案，得由医生、护士等医务人员实施。如果政策都能落实，各种规章都能规范医生的行为，老百姓“看病贵”的问题，能解决一半。为什么解决不了，还有那么多的潜规则呀？就是因为医疗是复杂的，任何一个诊断医治都是具体的“那一个”，患者有个体差异，医者有个人认知、判断，上面只能大体做规范。再合理的医改方案，只能指导医生，不能命令医生，医生的价值、医生的能动性都掌握在他自己手里。比如药品招标问题，挺好的呀，规范，公平，阳光透明，按说什么内幕不该有了吧。但实际情况呢，你中标药好吧，没人给你开，现在这么多药，成百上千的，非开你那一种不行吗？结果，不中标倒好，一“中标”反死得快，好事变坏事了。
你能说政府没想办法，你能说药品招标政策不好？
还有，药品降价的事，成本只有几十元钱的药品，经过定价、销售等环节后，到患者手里可以高达几百元，明着虚高，老百姓也最反感，但有什么好办法呢？报纸上今天说这批药品降价，明天又登那批药品降价，光去年，医药纠风专项治理时，全国分3批降低了700多个品种的药品价格，号称降价金额达100亿元，但老百姓根本没反应。患者也不傻，治理不治理，他不关心，他就关心看病贵还是便宜，当然还有质量。他不知道该吃什么药，但他知道药不该总是这么贵。
姚红臣说，“纸”上的东西，变成实践，还有很长一段距离，除了时间上的，还有内心上的。医生的职业道德，在任何医改方案中都举足轻重，而新医改说得更多的，还是目标，或指导性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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