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80%的药品由医院卖出 医生是“最大药贩子

　　近几年来在全国很多医院出现了一种“医生推销员”的现象，表现有三：一是药品厂家或医药公司直接与临床医生接触，请临床医生使用（实际上是推销）某些高档、贵重药品，药品厂商根据某医生开药的多少直接发回扣给临床医生；二是有的医院为了追求医院的短期经济效益，也按临床医生用药多少提成；三是有的未经国家正式批准的药品，厂商或代理公司以科研名义请医院进行所谓的临床验证，实际上是大批量的将药倾销给病人，然后根据医生开药的多少，由厂商发给医生“验证费”。２医生介入药品推销的危害２．１容易造成假药、劣药注入医院危害患者健康。造成这种危害最大的要数利用科研验证将没有经过批准的药品大量的倾销医院，这些厂商往往是把某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某药品临床验证的批文作为药品推销的“尚方宝剑”，并以让临床医生参加“某学术会议”为诱饵，这样实际上是让没有批准文号的药品注入医院，经过医院推销给病人，既可以逃脱药政部门的监督，又可以偷税、逃税，获取更大的利润。更严重的是可以将假药、劣药倾销给病人，严重危害病人的健康。

　　制度漏洞让医生成为“最大药贩子”

　　国务院研究室社会发展司原司长朱幼棣在与郑州药交会同时同地举行的第二十届中国医药企业营销高峰论坛上怒斥：“国际上，仅有20%的药品经由医院卖出，而中国80%的药品由医院卖出，中国医院普遍存在以药养医现象，医生成了最大的药贩子，为数千年来之未有！”（大河网12月12日）

　　每一位医学院的学生，都曾举起右手，诵读过这样的“医学生誓言”“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我决心竭尽全力除人类之病痛，助健康之完美，维护医术的圣洁和荣誉。救死扶伤，不辞艰辛，执着追求，为祖国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和人类身心健康奋斗终生。”可是，在现实生活中，被认为是代表了一个社会道德底线的医生却成了“最大的药贩子”，成了“看病贵”、“看病难”的推手，问题何在？

　　其实，为了控制药品价格虚高，监管其进入医院渠道，保证其安全，从2000年2月开始，国务院即提出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工作试点，后来又在各地推广，目的是依靠集中的、团体的和更大规模的采购数量以获得最优价格和服务。但现在看来，本是国际通行做法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制度在我们这里却出了问题，暗箱操作，漫天要价，权力寻租，不一而足。

　　究其原因，虽然这一制度在程序上的合理性不容置疑，但由于医院在药品购销中的强势地位及“以药养医”的体制没有改变，最终使得招标采购的初衷无法完全实现。许多企业即使中了标，后期的公关费用仍然不能少，从医院分管院长一直到临床医生，都要“打点”，否则医院可能很快就不进中标的低价药了。同时，我国制药产业自身的缺陷也催生了流通领域的商业腐败，客观上促使药价虚高。

　　据悉，美国前30位的制药企业，1992年集中度就高达97%。而我国排在前50位的制药企业，生产集中度2000年约为50%。而数量巨大的企业一年还要新增数千种仿制药推向市场。近5年来，我国批准的药品注册文号数以万计，但其中真正意义上的新药却不到100种。由此造成药品生产领域的恶性竞争长期存在：产品创新能力低、生产成本高，于是竞相涨价，“高报价、高定价、高回扣”，拼命留出巨大的价格空间，给打通各个环节、进入销售终端留足“财力”。

　　由此可见，让医生成了“最大的药贩子”的根源是由医药改革措施不配套造成的。是药品营销中的问题，不是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制度的问题。我国进行的是渐进式改革，在具体的改革措施上采取的是单兵突进式的改革模式，这种改革往往是在问题突出的环节突破。但是，改革开放30余年的今天，社会矛盾的积累和经济发展面临的形势迫使我们的改革进入到了深水区，很多深层次的问题都到了不得不面对的时候，那种为了解决紧迫问题而被动出台的改革措施就显得势单力薄了。某一方面的突进往往受到其他方面的掣肘，使得单方面的改革要么无功而返，要么中途夭折。

　　因此，我们应该反思单兵突进式的改革模式，在新形势下，实施综合配套、全面推进的改革战略，否则，某些改革就可能难以取得真正效果，而医生却成了最大的药贩子；国际上通行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制度在我国却“淮北为枳”，不就是现实的最好例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