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协良委员为根治大处方支了“三招”

　　全国政协委员董协良：用第三方监督管住大处方

　　一个小感冒要花上百元钱，住院治疗价格则要更高，为何老百姓看病如此贵？驻陕全国政协委员董协良调研发现，尽管有相关的政策法规来监督药品价格，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相关监管未能及时跟上，这让药品多、金额大的“大处方”问题无法得到根除。

　　如何从根源上铲除“大处方”，确保患者利益不受损？董协良委员为此支了“三招”，引入第三方监管、发挥社会监督力量、用“标准化治疗”遏制大处方。

　　董协良委员说，目前卫生行政部门“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大大削弱了监管与惩罚力度。建议设立医院、患者之外的第三方监管机构，应由独立于医院的医政部门、社会基本医疗保险部门等第三方监督，一旦医生被鉴定连续开出不合理处方，最高惩罚可吊销其行医执照。

　　董协良委员认为，在医疗信息不对称的医疗环境中，患者投诉渠道通畅有效，发挥社会监督力量，对规范处方亦起着关键作用。着手启动“阳光用药”监控体系建设。借助科技和信息技术，实现医疗机构药品采购、医生开方用药、药品使用的规范化、数据化和网络化，将合理用药的相关规定电子化，通过电子监察系统，对医生用药情况进行实时在线跟踪监控。

　　董协良委员建议用“标准化治疗”遏制大处方。推行“临床路径”是卫生部医改试点工作之一。从2009年起就开始在全国一些地方试行，据统计，患者治疗费用平均下降约10%以上。目前，卫生部已经下发了100种常见疾病“临床路径”，并扩大了试点范围。从根源上进行改革和监督，才能彻底根除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难题。

　　因支气管炎引发的普通咳嗽，又不是什么疑难杂症，可是医生大笔一挥，居然开了500元的大处方。不禁要问，开的都是什么灵丹妙药？是难得一见的人参、鹿茸还是能长生不老的仙丹？开天价药，除去感觉贵，人们还会产生这种疑问，这杀鸡焉用牛刀？像咳嗽这种小病都要花500元，真的遇到难症、绝症，需要开刀、做手术，那到底要花多少钱？能用便宜药偏用高价药，能用一种药偏偏“联合用药”，治个感冒几百元，开一次药保你吃半年……像这种“大处方”，很多人都遭遇过。据报道，近年来有一半的城市居民有病不看，许多人有病到药店自己买药，有的在医院开了方不取药，医院“走方”率逐年升高。“大处方”现象为何久治不愈呢？

　　相关新闻：自费药为何屡见“大处方”

　　看病配药挑自费高价药，在儿科诊疗领域相当普遍。前不久，孙女士的儿子拉肚子，前往医院确诊后，医生随手开出一系列共六种药物，总价200余元。孙女士回家仔细翻看药品明细发现：两种止泻药的药理机制与功效一模一样，其中一种正是高价的自费药。这瓶价值80余元的止泻药，仅够孩子服用两天。市民李先生也反映，儿子每次看感冒都要三四百元，除抗生素、抗病毒口服液外，医生总不忘开具价值百元以上的自费药，“吃了没啥大效果，不吃又有点不放心，就先配了再说吧。”

　　尽管有些患者意识到处方偏大，但因医患信息严重不对称，并无反驳之力。市民方小姐眼睛生了“麦粒肿”，医生配出眼药水之余，格外加上一盒80余元的自费抗生素。“不过是眼睛有点不舒服，需要吃这么高级的抗生素吗？”“眼睛有些感染，给你配着先吃。”未等病人问完，医生已经在电脑上点击完成处方。也有患者提出质疑，家里还有药效差不多的药，没必要再额外配新药。面对这些病家意见，有的医生会耐心听取，有的则并不理会。

　　“大处方”如何科学界定

　　到底是医生逐利开方？还是患者过于敏感？大处方、自费药的合理开具，又有什么科学的衡量标准？

　　今年卫生部发布的 《医院处方点评管理规范（试行）》中明确规定：不合理处方包括不规范处方、用药不适宜处方、超常处方。这其中，超常处方（即“大处方”）便包括无正当理由开具高价药、无正当理由不首选国家基本药物、无正当理由为同一患者同时开具两种以上药理作用相同的药物。由此可见，上述处方大抵处于不合理处方范畴之中。

　　医院“大处方”在三令五申后仍难绝迹，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医务处处长马昕教授说，原因在于医生开药收受回扣的利益链未能真正斩断。目前，各大医院对医保药物的总额控制相当严格，但对自费药物“上限”仍较宽松。在政府投入不足的前提下，医院仍有赖通过自费药物赚取利润；少数医生则暗箱操作，与制药企业存在经济利益链，由此，遏制“大处方”自然显得动力不足。此外，尽管《医院处方点评管理规范》明确，医院如因不合理处方对患者造成损害的，应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处理；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相关监管仍集中在医保处方领域，对单次处方的监管未能及时跟上，这为“大处方”的产生留存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