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用耗材、检验试剂、医疗器械等价格严重虚高

　　这位官员说，我国高值医用耗材来源多样，产品质量差异大，没有统一标准。有的产品具有一定的垄断性，新产品更新换代快，单纯靠招标或集中采购降低价格很难。比如，你刚招标定下某种耗材的价格，他马上又推出换代产品，原来的定价基础不存在了。类似办法会把以前的降价努力都消解掉。

　　这位官员还透露，卫生部在高值医用耗材集中招标采购试点期间，为了让企业降价，曾组织专家对产品提出了建议价格。但由于卫生部门没有定价的职责和权利，缺乏法律法规的依据，此举受到企业的严重质疑。同理，作为主体的医疗机构，实际上也是没有定价权的。政府出面的集中招标采购并不是长久之计。政府采取限价的方式似乎更为合理：由价格部门牵头，卫生部门参与，将高值医用耗材的价格降到一个合理的水平，在此限价之下，发挥市场自身的调节作用。

　　阜外医院院长胡盛寿说：“规范医用耗材管理，我们一直努力在找平衡点，既要抓治理又要保护医务人员的积极性。从目前情况看，大多数人是理解的，这是我们继续这项工作的信心来源。”

　　他认为，要为高值医用耗材价格真正“挤水”，政府首先要把住进口环节，由国家出面招商。他说，有的高值医用耗材进口时是按斤论价的，却按个申报，海关要提高监管能力，把好进口关。国家还应对耗材减税或免税，减轻患者负担。流通流域一直打着“市场调节”的旗号哄抬价格，市场又缺乏监管，因此应减少流通环节，提倡厂家直销。应由国家发改委、物价局牵头，出台指令性价格。

　　学者何铁强认为，通常看到治理看病贵是利用降价这一行政手段，很少有医院采取措施主动“压价”的，因为医院缺乏动力。阜外医院的做法是一种自律，其做法中追求规范化的意义更为重要。解决看病贵，在医疗行为上亟须解决的是遏制因滥用而发生的高昂费用。由于医疗上的合理使用而带来的价格偏高问题，才是需要政府通过定价政策和购买策略调整发挥作用。规范医疗行为，实际上是规范医生的操作，对于医院的运营、采购、供应、评价等，同样也应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