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医患暴力冲突恶性事件频频发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忧虑。9月15日，北京同仁医院发生一起惨烈血案，43岁的女医生徐文被一名患者连刺17刀，倒在血泊中。此后一周，又有一名眼科医生被患者打伤。9月21日，湖北武汉协和医院发生一起暴力冲突。一名七旬患者因病情复杂，抢救无效死亡，家属因不认同医院的结论，纠集数十人持械冲击医院。8月23日，江西南昌市第一医院发生一起血腥械斗。上百人手持棍棒、渔叉、钢管到医院闹事，与保安发生冲突。
解决看病难和贵问题是修复医患关系的前提
先有“看病难”，后有“看病贵”，两下夹击，撇开医院管理、医生诊疗态度不谈，从踏进医院的那一刻，患者对医院和医生的信任度就大打折扣。这种信任度的降低，如同人与人之间交往的第一印象一样，无论是观感，还是切身之感，皆体会良深。换言之，由于“看病难、看病贵”，医院和医生留给患者的第一印象就不是正面的，没有哪个患者对“看病难、看病贵”感到满意，此时，如果再发生医疗事故，哪怕是轻微的失误，患者内心本就淤积的不满情绪便会被激发，调解、处理再出现问题，医患冲突便无可避免。
可见，修复医患关系的前提是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不彻底解决这一问题，医患关系就难以从根本上得到修复。而且，这一问题能否得到解决，也是衡量医改成功与否的根本前提。因为，无论医改怎样改，都不能越改看病越难、看病越贵，如果偏离、甚至背离这一前提，改革都不可能成功。
“看病难”的关键原因是因为医疗资源分配不均，城乡差别、大城市与小城市差别、区域之间差别共同造就了今天的医疗市场优质资源过度集中在中心城市的局面。人生病了都想得到最好的治疗，这是人之常情。所以，不管是城里人，还是农村人，只要有经济条件，哪怕患的是感冒，也要选择医疗条件好一点的医院治疗。于是，医疗条件好一点的医院总是人满为患，“看病难”应运而生。
“看病贵”的关键原因是医药不分。医药不分说白了就是医院的收益和医生的收入与药厂的药品价格挂钩，药品价格越高，医院收益越高，医生所拿回扣也就越多，所以，医生在给病人看病的时候，就不愿意开便宜的药，因为他们要为医院、为自己创收。医药不分的利益分配中，药厂、医院、医生三者得益，所得利益最终都分摊到药品成本中，从而推高药价，并产生过度医疗，最终买单的是百姓，唯有百姓利益受损。“看病贵”自然难以避免。
由上所述，要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必须解决医疗资源分配严重不均和医药不分的问题。解决这两个问题，前者，国家要加大对农村、社区、经济落后地区等医疗资源薄弱地方的投入，使医疗资源分配均衡化，同时，应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医疗资源的投入，在政策和制度上保障民营医院与公立医院享受同等待遇，由此激活民间资本的热情，以此弥补政府投入的不足。
解决医药不分，必须将医院、医生与药厂利益链切割，要做到此点，政府作为不可少，医院的公益性质，医生的收入，药厂生产便宜药的利润，这些都需要政府去调节。
总之，修复医患关系也好，医疗改革也好，无论采取何种措施，无论怎样改，都不能脱离切实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这一根本前提，否则，不但改善我国医卫服务的政策目标难以实现，医患关系也会越来越紧张。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
新闻链接：卫生部开五“药方”修复医患关系
卫生部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邓海华称通过建立独立第三方调解机制等五项措施，构建和谐医患关系。
卫生部医政司副司长赵明钢表示，当前医患关系总体来看是和谐的，但个别现象确实存在并有非常大的社会影响。这类事件是中国快速发展过程中一些社会矛盾在医疗服务领域中的体现。
邓海华提出，首先要把大力推进的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作为构建和谐关系的治本之策，从体制机制上逐步消除医患之间在经济利益上的对立和冲突。二是要加强卫生行业的文化建设，弘扬大医精神、仁心仁术等医疗卫生职业精神。三是要加强医疗质量的安全管理，从源头上防范医疗损伤，从根源上加强医患关系建设。四是通过建立独立于医患双方以外的第三方调解机制和医疗风险分担机制，搭建公正、中立的沟通协商的平台，最大限度地消除不和谐因素，妥善地化解医疗纠纷，维护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五是深化平安医院建设，维护正常的诊疗秩序。
北京、上海等地已经建起第三方调解制度。北京成立了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凡索赔超1万元的纠纷除了上法院以外，当事人还可选择通过人民调解委员会享受“免费调解”，调解协议书同样具有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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